Jane[1]

第一次見到簡·福勒的場面至今歷歷在目；也正是因為當時那一眼留下的細節如此清晰，我才勉強信得過自己的記憶，回想起來，我自己也難以確定是不是中了什麼神奇的障眼法。那時我剛從中國回到倫敦，正和陶沃夫人喝下午茶。那一陣大家熱衷裝修，陶沃夫人也深陷其中，憑著女性的無情，拋棄了多年來坐得那麼舒服的椅子，自打結婚開始就看習慣了的桌子、櫥櫃和裝飾品，還有她面對了一輩子的照片和畫作；她把自己託付給了一個裝修的行家。客廳裡和她過往有聯絡的、能寄託感情的東西一件不剩。她那天就是邀請我去欣賞一下她的生活環境變得何等時髦與華貴。只要能酸洗[2]的地方都給酸洗了，實在沒辦法的，就刷上塗料。沒一樣東西是配套的，但每一件都像是在為共同的效果出力。

“你還記不記得，過去這裡有套滑稽的客廳傢俱？”陶沃夫人問我。

窗簾既華麗又樸素；沙發的面料是義大利織錦；我坐的椅子是碎點針繡的。這房間的確漂亮，奢華卻不俗麗，新穎卻不做作，但我總覺得像是缺了些什麼。雖然我嘴上都是誇讚，可心裡思考的反而是為什麼我如此偏愛它過去的樣子：那套被嫌棄的傢俱上破舊的印花布，那些我熟識多年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水彩畫，放在壁爐上可笑的德累斯頓細瓷器。我一時想不出這些酬金不菲的裝修師費力打造的屋子裡，到底缺了什麼？是情感嗎？不過陶沃夫人倒是左顧右盼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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