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點，揹著樂器的人從薛憑羽面前經過。棒球帽沿壓到底，過肩發紮成低馬尾，耳朵上和手上的金屬含量都很高。

音樂學院不在這個校區。她忍不住多看這人一眼。

還戴著黑色口罩，愛豆出街似的。可惜ip錯誤，在美國大學校園遮頭遮臉，背個尺寸不妙的樂器包，只會讓人想報警。

那人邊走邊壓低聲音打電話：“我到了，你人呢？……學校都空了，磨蹭什麼，想留到春假放完直接上課？趕緊收拾收拾出來，她不是說今天會早……”

薛憑羽蓄勢待發的手又落回去：絮絮叨叨個沒完，說的還是中文，危險性直接清零。

記得本科時某個期末周有人目擊槍手，學校緊急疏散，當天上午的考試全部取消。事後校警通報，說所謂的“槍”其實只是大件攝影器材，但她原本要考那門課的教授已經大發慈悲，給全班打了滿分。

時過境遷，她從考試的人變成批卷子的人，這樣天時地利的順風車很難再搭上了。

薛憑羽惆悵的時候，看起來像藝術生的同胞仍在嘮叨：“別忘拿外套！還有飯盒，春假回來就臭了！洗過怎麼了，洗過也臭，沾嘴的都得高溫消毒晾乾我說多少遍了你到底……”

耳朵上銀光一晃，直直掉落，滾到她腳下。

她撿起耳釘：“同學！”

藝術生停都沒停，她追上去，“同學——你東西掉——”

手才伸出去就被迅速躲開。對方看清東西，反應過來，趕緊掛了電話，又道歉又道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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