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農業人口減少的現實，他選擇針對商人群體中門檻較低，並且對於糧食需求量較大的賣酒商人進行有針對性的打擊，透過多次禁酒，最後成功解決了“為酒醪以靡谷者多”的問題。

他還注重反對和制止生產供貴族享樂奢侈品的手工業，以身作則親自從事農業活動，並多次下詔呼籲農民養成樸實、節儉的風俗，不要捨本逐末。

在後元三年的詔書中，他更是要求基層官吏們都要重視農業，不許官方主動引導農民從事其他職業。透過獎懲賞罰的手段，成功將自己的這些大政方針貫徹落實了下去。

這樣雙管齊下的經濟措施和整頓吏治相結合，才有了我們日後在武帝初年能夠看到的，“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的國庫豐盈的盛景。】“所以，在後世人看來，社會的經濟需要國家的介入與調控。在我們現在這個農業社會里面，農民是根本，要重視農業，對於工商業則要注重把握住鑄幣權和發展的尺度，不要讓工商業的發展過度搶奪農業的人口……”

從後世人的口中勉強拼湊出了一套經濟理論指導的漢初臣子們面色沉重地交流著，試圖商討出一套較為切實可行的經濟政策來。

“事實證明農業掙不了幾個錢。”劉邦冷不丁尖銳而直白地指出了一個大家都有所猜測的事實：“劉啟收的三十稅一的田稅基本上也就算是個添頭，大頭還在於他對工商業進行的收稅和收回鑄幣權的舉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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