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希教母的養女長著一張來自遠東的、不長不短的臉,髮際與眼珠同樣烏黑。她像某種冷血的爬行動物,滑膩、光溜、面板上沒有孔隙和絨毛,鼻樑並不如姊妹們一般高得突兀。即便是驚心動魄的瞬間,也不見那兩枚本該隨著呼吸而翕動的鼻孔,這使得她看起來更加陰鷙,如蟄伏淺灣的毒蛇。
“是的,您說得沒錯,市長女士,我完全地贊同您。脫衣舞娘是不光彩的事業,可她為了撫養自己所愛的人而忍辱負重地工作,這非常可敬。哪怕他是參議員的兒子,因為平日疏於管理自身而致使本就貧困的女士有娠,這是故意傷害罪。”白馬蘭坐在轉椅上,撥弄著電話線,痛心疾首地嘆息道“您一定要去遊說,為她討個說法。她只是同意發生關係,沒說想要個孩子,那並非卵精結合的胚胎,那是可恥的寄生物,吃她的肉,喝她的血。”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世界大戰結束。戰後極度高壓的環境讓人望不到盡頭,無法自拔的困境、苦惱的深淵和長期的病痛使反創生運動的浪潮席捲半幅世界地圖。人們喪失權力意識,拒絕更困難的任務,繼而接受嗜好品帶來的曇花一現的愉悅,彷彿那是更廣闊的新生活。
現代文明真正地建立了嗎?生命本該相同的重量與意義從未相同。疾病傾向貧窮,痛苦傾向寒微,世界各地的女性為創生承擔程度不同的風險和代價,貴賤有別,苦樂不均,母親的羊水成為階級的護城河。人類族群在前進的過程中屢屢拋棄虛弱的生產者,傾向於快捷、便利而後患無窮的掠奪道路——那是一條怎樣的道路?文明的整體座標不再具有任何符合邏輯的定點,任何東西都可被放在天平上衡量,女性的生育行為不再充滿愛和期待,僅僅只是單純的繁殖。快節奏的社會注重‘量’多過‘質’,靈與肉被分離,身和心被割裂,暴力是唯一的衡量標準和解決方式,慕強是國際社會的主旋律——想象一下吧,人類與獸類再無分別,數億人彼此軋傾、漫漲擁堵,壘就塔尖唯一之人的通天梯:那個人什麼都有了,可其她人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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